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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片土地,他爱得深沉
——追记天津蓟县法院上仓镇法庭原副庭长石玉波
作者:祖先海  发布时间:2014-04-22 15:31:37 打印 字号: | |
  2012年12月7日上午,石玉波给当事人王玉柱打电话,让他下午抽空来法庭一趟,拿判决。一般情况下,石玉波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,给当事人送一趟。路近的,自己又实在走不开,才打电话通知当事人来拿。他这样做的目的,很简单也很朴素:就是想利用送达的机会,和当事人当面聊聊,看看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。他说,农村老百姓大都文化不高,也不怎么懂法,我多说两句,他们心里就敞亮些,也就消除了对社会的误解。

  下午3点左右,王玉柱和他的妻子赵艳华如约来到石玉波的办公室,一同来的还有村支书梁国元。梁国元和石玉波熟,便坐在他的对面。简单地寒暄两句便进入正题,没说几句,梁国元发现石玉波说话舌头有点儿不打弯。也没多想。可是说着说着,他看见石玉波的嘴角有点儿歪,就问他,哪儿不舒服,是不是生病了?石玉波说没有。说完这句话之后,石玉波就不能说话了。梁国元见状,一边让王玉柱背石玉波下楼,一边在楼道里喊庭长宁久旺。听到喊声,宁久旺冲出办公室,看到这一幕,他赶忙招呼在家的同事备车。上仓法庭离县城有十多公里的路,汽车一路急驰,仅用20分钟,他们便将石玉波送到蓟县医院。

  然而,这一切都来不及了。年仅37岁的石玉波突发脑梗,再也没能睁开眼睛,回望一眼这片养育他又被他深深爱着的土地……

   感冒半个多月,却没空歇一天

  石玉波发病前,身体一直很好。2012年6月,单位组织体检,石玉波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。概因如此,发病前,当石玉波身患感冒咳嗽已半个多月时,他的家人、同事以及他本人都没太当回事儿。

  可是,当回事又能怎样?他哪有空去医院呢?石玉波去世后,有人给他算过一笔帐,他在上仓法庭工作了五年,一共结了1543件案子,一年平均要办300来件。而一年正常工作日还不到300天,换句话说,他平均一天要办一个案,至少要开一个庭。一个案子要写一份裁判文书,一份文书平均就打2000字,300件就是60万字。这中间还要抽时间阅卷、接待当事人、参加维稳和各种组织活动。所以,时间对他来说,真的不够用。

  正常工作时间都安排不开,他哪有空闲来生病!

  因此,像感冒咳嗽这种常见的病,他不可能当回事儿。尽管妻子李艳光不只一次劝他上医院看看,可他一句“没空”,就把妻子的话挡了回去。后来,见他十多天不好,老父亲不干了。老父亲怕儿子拖久了,引起肺感染。于是,一天早上,他像法官蹲堵当事人那样早早堵儿子的门口,就是说破天,他也要把儿子带到医院做一下检查。拗不过父亲,从没有因私事请过一天事假的石玉波,只得无奈地给庭长宁久旺打了一个电话,说到医院做个检查,晚来一会儿。获准后,他跟着父亲来到医院,做了胸部透视检查。

  结果,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出来。石玉波哪等得起呀!从检查室出来,他就对父亲说:“我身体棒着呢!您回吧,我赶紧去上班,好多事,下午传了当事人,我得准备准备。”父亲是个老兵,参加过抗美援越。那一代人,对待工作,有一种溶入血液之中的革命感情。望着儿子急火火的样子,老人不忍心阻拦,只轻轻地说了一句:“那你去吧!

  没想到,这匆匆一别,竟成了老人和儿子的最后一别。

  在石玉波家中,当老人向记者讲述那天的情景时,他伤心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老人一边哽咽,一边抹着泪水。那一幕,令人心碎。老人说:“要知道儿子这样,那天说什么也不让他上班。”

  同样的话,妻子李艳光也说过。7号那天早晨,石玉波照旧早早起来了。她知道,他又要上班去。昨天晚上他加班写文书,很晚才躺下,躺下后不断咳嗽,断断续续咳了一个晚上。他起来时,窗外还是漆黑的,她看不清丈夫的脸,只好关切地问他:“好点了吗?”石玉波说:“没事,就是觉得胸有点儿闷。”妻子说:“不好受就请假在家歇一天。离掉你,地球就不转了!”石玉波笑笑说:“年底了,大伙都在忙,案子又那么多,怎么好意思请假?再说上午传了当事人,让人白跑一趟多不合适……”

  懊悔的又何止他的家人呢?石玉波去世后,庭长宁久旺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,他觉得没照顾好他的兄弟。他说:“他是累倒的!他今年已经办了280多件案子,还有8件没办。那几天他身体不好,我就劝他在家歇一天,他说等把这8件案子办完了才歇吧,哪知……”说完这话,这个1米75的汉子,哭得像个泪人。

  他手机24小时开机

  手机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东西,不是亲朋好友,一般人大都不情愿告诉陌生人手机号。可石玉波恰恰相反,亲戚有事找他,要他手机号,他不但不给,还告诉家人也不要告诉他们。他说,我没时间管他们的事,让他们相信法律。而只要是他的当事人,他主动把手机号告诉人家,并嘱咐说:“遇什么不明白的,就打我手机,我手机24小时开机。”

  对于石玉波的做法,同事一直不太理解。有一次他和石玉波一同接待一个当事人,说完事情后,石玉波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给了那位当事人。当事人走后,这位同事不解地问他:“你怎么把手机号给当事人呢?你不怕他在你休息的时候打搅你?”这位同事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。信息社会,个人信息躲还躲不及,哪敢轻易示人?因为各种诈骗信息和骚扰电话无空不入。石玉波当然知道这一点,但他觉得这样做,是和他的当事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开始。他说:“你把手机号告诉当事人了,当事人就觉得你信任他。农村老百姓朴实,他信任你才给你打电话,不信任你怎么可能给你打电话呢?”

  但农村老百姓也太实在,遇到急事,可不管你的作息时间。农村人起得早,石玉波常常还在梦境中就被手机铃声吵醒。妻子李艳光实在受不了,有一次趁石玉波不注意,悄悄将他手机关了。哪知?第二天早上醒来,从来没和妻子红过脸的石玉波跟妻子急了。他说:“你怎么可以关我的手机呢?农村老百姓多不容易!他们接触上层社会非常难,又没什么文化知识,我是一个基层法官,我是农民的儿子,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!如果像我这样基层法官都不愿理他们,他们有急事找谁说去呀!”

  打那以后,妻子再也没有关过他的手机。妻子不无抱怨地对记者说:“当事人是他的亲人,他恐怕当事人找不到他。”弟弟石玉海也有类似的抱怨。他在市里上班,每周都回来,几乎很少看见哥哥。在一起的时候,也难得说上几句话。他一会一个电话,一会一个电话,都是当事人打来的。

  

  布鞋法官

  好多当事人对石玉波的信任,都是从他脚下那双布鞋开始的。他妻子李艳光说,自从他调到上仓法庭工作后,他就没穿过皮鞋。妻子给他买了一双皮鞋,他一直没穿,不是啥不得,主要是没法穿,农村都是土路,还是布鞋跟脚,也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。

  说起布鞋的事,同事李冠男讲了一件有趣的事。那天,他和石玉波到一个当事人家里做调解工作。是征地的事儿,和政府闹意见,气儿很大。石玉波刚坐下,没说两句话,当事人就没好气地说:“你们都是穿皮鞋的,不可能为我们穿布鞋的老百姓说理。”石玉波当场把脚一伸,“你看,我也是穿布鞋的。”当事人一看石玉波也穿着一双布鞋,距离一下子近了,就觉得是自己的人。

  距离近了,沟通自然也就顺畅了,一些纠纷,往往三言两语也就化解了。去年7月,村民刘大爷和林大嫂因为村头的一小块承包地的事,起了摩擦,话不投机,矛盾升级。林大嫂一怒之下,把争议地连同两家出行的小路用树枝堵上了。村干部调解未果,刘大爷一气之下将林大嫂告上法庭。处理这类纠纷,石玉波特别有心得。赶一个中午,他来到纠纷现场。

  “林嫂啊,乡里乡亲地住着,有啥事说不开?别感情用事。您看这样堵着路,别说村里人都没法走,就是您自己也没有法走不是?还是赶紧把路腾开吧!”石玉波一席话,说得林大嫂不好意思,但碍于脸面,她还是冷冷地甩给石玉波一句:“要腾你腾,反正我不腾。”

  这本是林大嫂的一句气话,没想到石玉波真腾起来。大热天,又正值中午。干了一会儿,他就汗流浃背。林大嫂不好意思再袖手旁观了,也跟着一块儿拾掇起来。石玉波的一举一动,刘大爷隔着门缝看了个满眼,老人被深深地感动了,主动提出撤诉。一场纠纷就这么化解了。

  “其实,拉近他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,并不是这双布鞋,这中间真正起作用的,还是他的那颗心,他那颗心来自百姓,是和百姓通的。百姓痛苦,他就跟着痛苦,当事人有难处,他就想帮。”上仓镇法律工作者黄运利说。2011年冬天,70多岁的张大爷、张大娘因为赡养的事,和儿子打得不可开交,起诉到法庭,经石玉波调解,儿子答应按月给老人米面和钱,但为了赌气,将当月的米面和钱直接送到法庭,让老人来取。大雪天的,年轻人出门都容易摔倒,哪能让老人来取呢?石玉波二话没说,冒着冰天雪地,和书记员一起骑车走了十几里的路,将米面和钱送到老人家里,感动得张大爷泪流满面。

  “对老百姓没有感情,他能这样做吗?”黄运利感慨地说。

  他其实是一个急性子的人

  在很多人印象中,石玉波是一个好脾气的人,工作这么多年,从没和同事犯过口舌,也没听过他背后说谁不好,更没有和当事人发生过冲突。他戴一副眼镜,外表文质彬彬的。但好脾气的他,其实是一个急性子的人。同事井连江说:“这从他写字和办案就能看出来,他写字特别快,一般的庭一个小时就能开完,案子到他手里,恨不得马上就把它结了。用农村老百姓的话说,他恨活儿,有活儿立马干完。”

  同事王珑对此感受最深,他当过石玉波的书记员。他说,跟他后头办案有时就跟救火似的。有一个离婚案,案情比较复杂,夫妻双方都开了很多间电动车经销部,共同财产多。女方怕男方转移财产,头天下午来立的案,并要求做财产保全。第二天早上刚上班,石玉波就急火火地带着王珑赶到男方的经销部,生怕晚到一步,男方把财产转移了。到达后,他让王珑把每一辆车都拍下来。由于保全及时,再经过多次调解,最后这个案子双方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,撤诉之后协议离了婚。

  还有一个案子是到浙江余姚查封。当事人是8月1号立的案,3号他就要带王珑去余姚。不巧正赶上台风“海葵”没法过江,票也买不到,等到16号才从北京坐火车赶到宁波。到宁波已是晚上7点多,王珑本以为在宁波过夜,因为坐了十多小时的火车,挺累的,想第二天再去余姚。可石玉波怕耽误第二天查封,坚持当晚去余姚。到余姚已是10点多,两人随便找了一个私人旅馆凑合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一早顶门赶到余姚市工商局。工商局说查不了,要到工商所查。好不容易在工商所查到一个农行的注册账号,可到农行一查,早已作废了。没办法,他们只好见银行就进,挨个查,一直查到11点多,终于在农行查到了被告公司的一个账号,但具体业务必须到下属的开户行办理。下属行在农村,离余姚有40公里。当时台风刚过,天气特别潮湿,闷,地面温度达40多度。忙了一上午,衣服早湿透了,但顾不上。两人立即打车赶往一个叫梁辉的地方,赶到梁辉正是中午休息时间,而梁辉支行就在被告公司附近,石玉波怕梁辉支行的工作人员通风报信,中午饭都顾不上吃,立即掏出工作证要求工作人员协助查询,并对该账号进行了冻结。

  “他为当事人办事真是一心一意,生怕把事耽误了。”王珑说。

  “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”

  石玉波很少和家人谈案子上的事,但纠结的时候,他往往也情不自禁地和爱人唠唠,比如赡养老人、离婚孩子没有要人等……他跟老婆说,要是孩子没人要,我们就领养一个吧。妻子李艳光也是一个善良的人,她说,没人养我们养,你只要不把咱家变成孤儿院就行。石玉波没有领养孩子,他知道,孩子离不开父母,尽管他可以给孩子物质,但他给不了孩子血浓于水的亲情。所以,遇到这种情况,他都要尽自己最大所能,通过法律途径,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

  但有时他也力不从心。2009年,他审理了一桩离婚案,尽管他做了大量工作,但双方当事人还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离,他们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。孩子倒没有人不要,一人一个。当他通过调解上他们家分家时,两个孩子死死地抱在一起,呼天哭地不愿离开……。那天,石玉波哭了。回家后,他一个劲地抱怨自己:“是不是我的工作做的不够好?要是工作再细一点,这个家是不是就不分?”

  事情过去两年了,他依然不能忘记这件事。2011年,在天津政法系统“十大优秀法官”颁奖典礼上,当主持人问他处理什么案子最让他纠结时,他说了这个案例。他知道,两上孩子今后不是缺父爱就是缺母爱。

  然而,他牵挂别人的孩子,却很少有空关心自己的女儿。女儿这么大了,她的学习他从来没过问过,一周难得和女儿说几句话。女儿对他不亲,石玉波是知道的,他不怨女儿,他给予女儿的实在太少,他的心很痛。尽管他不说,但他心里无法抹去这伤痛。一天,他和同事张德阔谈心,当得知张德阔快要当爸爸时,石玉波嘱咐他说:“有了孩子以后,一定要对孩子好点,抽时间多陪陪孩子。”说这话时,他的眼圈红红的。

  石玉波去世那天,伤心的妻子对弱小的女儿说:“女儿,爸爸没了。”女儿对爸爸没有存在感。女儿说:“爸爸没了,只是我们家由三变成了二。”李艳光不怨女儿,她还小,等她大了,出嫁那天,她身边没有爸爸挽着她时,她会知道有爸爸,是多么的重要!

  他特别爱党

  和许先进人物一样,石玉波也特别爱党。他对党的那种情怀,让人慨然地想起那个并不遥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,真实,感动,又不可思议。因为他成长的阶段,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之时,各种思潮粉墨登场。可他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,大学期间,他就积极向党组织靠拢,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说到他对党的热爱,妻子李艳光给记者讲了一个发生在15年前的感人故事。那时,妻子刚怀孕。一天,两人商量给孩子起名字。妻子想了很多与财富与幸福有关的名字,石玉波都觉得不好。妻子赌气地说:“你说给孩子起什么名字?”石玉波一本正经地说:“如果生一个男孩,小名布尔,听起来也很洋气,大名叫石维克。全名叫布尔什维克。”后来,生的是女孩,这个愿望没能实现。

  听到这儿,记者被深深感动了!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年代,还有如此极端热爱党的人!难怪他对老百姓那么热爱,因为他有信念!他有理想,他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,并且一直为之坚守。

  石玉波去世后,同事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发现他有五本工作笔记,那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当事人的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案由、审结情况、执行情况。一年一本,然后装订成册。同事含泪一页一页地打开,在翻到2010年那册封底时,四行娟秀小字映入眼帘:“这是一段历史,这是一个法官的心路历程,我要认真地办好每一件案子,实现人生价值。”

  工作笔记,某种意义和日记差不多,是一个很私人化的东西。面对即将翻过的一年,石玉波一定是发自心底的感慨,他不可能想到这段话有一天会示人。如果不是一个特别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,会在一个很私人化的工作笔记上写下这样一段如此崇高的话吗?这段话,不正是一个法官核心价值观的真实写照吗?在我们这个特别需要重建信仰的年代,石玉波这样的人不正是时代需要呼唤的吗?

  那么多荣誉,家人不知道

  记者常常被一些人好心人诘问:你们为什么总等到人累死了,你们才写他们的事迹,他们活着的时候,你们干什么去了?面对这样诘问,记者有时也很无奈。说实话,不能责怪记者不敬业,因为很多采访对象不愿意宣传自己,他们甘当铺路石,敬业工作,低调做人,不事伸张。

  石玉波就是这样的人,他有很多荣誉,但他的家人都不知道。去年他被评为天津市政法系统“十大优秀法官”,他母亲还是从《今晚报》上看到的。他远在石家庄部队工作的小叔更是不知道,直到在石玉波遗体告别仪式上,他另一个侄子跟他说我大哥是名人,是十大法官,他上网一查才知道。别说他家人不知道,当事人给石玉波送的很多锦旗,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知道,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他的柜子里满满当当地塞着卷好的锦旗。他就是这么低调的人。当事人请书法家写了一块“法无人至”的匾,他始终用纸包着,不打开。他去世后,还是他父亲和弟弟给裱出来的。七月份,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大法官会议上,最高法院的领导接见天津政法系统“十大优秀法官”并与他们合影,照片做得很精致,发给他后,他也是用纸包着。“他怕挂出来老百姓误会,他最想做的就是老百姓的法官,他最大愿望就是老百姓见到他就像见到亲人一样。”妻子李艳光说。

  其实,他的家人也很低调,他们从不追名逐利。他的父母对儿子没有特别的要求,就要求把工作干好,为老百姓办事。他妻子对他也没有特别的要求,就希望他有一个好身体,别那么累。她说:“我不图他什么,也不图他能当多大的官。我曾跟他开玩说,你现在是副庭长,再过几年就是正庭长,等女儿出嫁那天,我跟亲朋好友说,女儿他爸是庭长,我就知足了!”

  然而,上天连这一小小愿望,都没给她。

  她和石玉波是发小,打小学就同班,两人感情一直很好,特别恩爱。石玉波被医生宣布脑死亡后,为了唤醒石玉波,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,趁夜深人静护士不注意,她悄悄溜进重症监护室外,隔着玻璃,面对爱人,她跪了整整一夜……她哭泣地对记者说: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,可这会儿我只能求上天把我的爱人还给我,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

  可是,她没能唤醒石玉波,十天之后,他还是撇下他挚爱的妻子、年迈父母和不谙世事的女儿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  送别那天,十里八乡百姓自发赶来……

  石玉波是12月17日离开人世的。17日晚,家人按照当地的风俗,把他从市里医院接回家。在家呆了三天,19日,是石玉波火化的日子。一大早,十里八乡质朴如水的乡亲闻讯赶来,在告别大厅里,一百多号人排成几排,自发地站到亲属的队伍里,他们说,石玉波在世时,拿我们当亲人,他走了,我们就是他的亲人,来送送他……

  一位中年妇女拉着石玉波爱人李艳光的手哭着对她说:“如果不是石法官,我早就死了。”因为那天人多,中年妇女没说具体什么事,也没留下姓名。法律工作者黄运利哭得像个泪人,他和石玉波共事多年,非常了解他。他说:“我今年已经60多了,石庭才30来岁,要是能替他,我愿意替他……他走了,人民失去了一个好法官,法院失去了一个好法官,痛心呀!”

  看到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站在亲属的队伍中来送哥哥。一直对哥哥的做法不是太理解的弟弟石玉海,被震撼了。在他眼里,哥哥就是一个普通人,他没想到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他,来送他。当得知有那多么父老乡亲来送儿子,石玉波的父母在痛惜之中也感到一丝宽慰。他们说:“我儿子虽然没怎么孝敬我们,但他孝敬了更多的父母。”

  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伤中走出来的妻子李艳光也感到宽慰。她设想着,如果有可能,她要把石玉波的骨灰洒到法庭所辖乡镇的每个村庄的每个角落。因为他太爱这个地方了。他活着的时候,想着它,恋着它,死后,也同样想它恋它。他要化作春风,化作细雨,静静地守望着这片他挚爱的土地。
来源:研究室
责任编辑:高大厦